本帖最后由 时光无心 于 2020-8-6 15:00 编辑
所谓“剩女”
是传统观念压在女性身上的的一座大山
34的邱华梅,是一家港资企业的律师,未婚,单身。
她出生于山东省的一座偏远小村庄里,家里一共五个姐妹,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地方,她北京某政法大学毕业的学历成为家人的骄傲。
可是这样的骄傲没有维持多久,便被她“大龄未婚”的现状而击碎。
每当她回家,总会听到这样这样的抱怨:
“家里除了你,还有谁没结婚的啊?”
“所有人都结婚,你怎么能不结婚不生娃呢?”
“咱当初那么没钱,就算卖血,也要供你上学,谁知道今天是这副样子。别人问起来,我都没法说。”
姐姐让她索性别回来了,生怕邻居说闲话,外甥甚至没心没肺地喊她“光棍姨”。
无数指责化为利刃向邱华梅袭来,起初她还能够强撑着坚持自己的决定,到后来,却慢慢被对双亲的愧疚和不被理解的委屈击垮。
她也曾试着做出过妥协,还找了红娘来介绍,并精心打扮了一番,却不想自己仅仅是提了希望对方“良好教育,尊重女性”的要求,都会被红娘嗤笑,还反问她
“你还认为自己处于婚姻市场里很好的年纪吗?”
在相亲时,被本地男子以“和外地女孩交往压力大”而拒绝;在公园,因为学的是法律专业,被给自家儿子找媳妇的大妈嫌弃。
邱华梅多年奋斗换来的一切骄傲,在传统家庭和相亲市场里不堪一击。
28岁的徐敏,国企工作,单身,未婚。
她是北京本地女孩,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,家里已经给她买好了汽车和房子,无论从哪方面来说,这都是一个条件非常好的女孩子。
她其实并不抗拒结婚这件事,也曾为寻找另一半而努力过,甚至去参加过公园的百人相亲大会。
可万般努力敌不过父母的百般挑剔,当她谈起自己的心仪对象,会被母亲以“不是北京户口”而拒绝。
“门当户对”是父母对她婚姻强硬的规定,不符合要求的一律不准她继续发展。
而每当她想争取一次,坚持自己的意见时,总会换来母亲不在乎的冷笑。
徐敏良好的教育,殷实的家境,全部来自于父母的心血,这些外人羡慕的所有,却在日渐增长的年岁里,成为她的枷锁,让她失去反抗的底气。
36岁的蔡琪,已婚。
她的婚姻仓促而急躁,短短一年时间,她便完成了结婚、生子、搬家、换工作等一系列人生变化。
她其实并不是迫切地期待婚姻,要不然也不可能这么晚才急着结婚,但她确实是拗不过父母反反复复的催促:
“还是应该走常人走过的路。”
“别人都是这么过来的,我们也都是这么过来的。”
结婚后,从前属于自己的休闲时间,被繁杂琐碎的家务事占据,她也从一个满心梦想的文艺女孩,变成只为孩子操心的宝妈。
蔡琪也曾反思过,是否步入婚姻是对父母、对社会的一种妥协,是不堪“剩女”标签的困扰。
她也曾坦言过:“没结婚之前,我的生活很有趣。婚后的生活没那么有趣了,甚至无聊。”
以上全都是真实的故事,她们是纪录片《中国剩女》中的主人公,她们是中国式“剩女羞辱”的典型代表。
她们的故事中浓缩了千千万万个女性对于“剩女”标签的困扰和挣扎。
她们也许不是抗拒婚姻,只是还未找到合适的人生伴侣;也许是对人生有另外的规划,婚姻还不在计划内。
但传统观念和来自家庭的压力,将她们对于婚姻的需求压制在一个年龄段内,如果超过了这一年龄段,便是“不孝顺”“不正常”。
但就像邱华梅说的那样,社会对女性婚姻的束缚像极了旧社会的裹小脚:
“可我偏偏脚很大,有着更多的理想和期待,这鞋子我穿进去会疼。我不想穿进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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